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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生命的最后时刻曾对家人说我肯定能成佛

2019-10-12 03:38:20来源:励志吧0次阅读

  丁玲生命的最后时刻:曾对家人说我肯定能成佛

  离京之前的7月11日,李向东和王增如去看望陈明,他已年近百岁,卧床五年,时而清醒时而糊涂。老人目不转睛地看着《丁玲传》的封面和书中的照片,神情激动,眼角渐渐流出泪水。

  丁玲已辞世近30年,没有忘记她的不仅是亲人。8月20日至22日,第二届丁玲研究青年论坛将在宝泉岭农场召开。李向东和王增如在赴饶河之前,参加了论坛的筹备工作。他们到达目的地后,就《丁玲传》接受了青阅读的书面采访。

  新材料的发现和取舍

  《丁玲传》于2010年年底动笔,写了三年。为保证叙述和语言风格的统一,由李向东执笔,而对事件人物的分析,对结构的把握等等,则是夫妇俩一起商量。

  这部传记首先为人称道的是大量新材料的使用,在书中,它们通常被标记为 据录音记录稿 、 据原信 、 据复印件 、 未刊稿 。丁玲晚年的谈话录音是珍贵的一手资料,从未公开,两位作者把能找到的录音都整理了,有很多新东西。比如书中使用的丁玲1980年春天的一段录音,详细描述了她初到陕北的状况。还有一段丁玲1983年12月19日跟骆宾基的谈话录音,涉及她与冯雪峰的感情。另一个重要的新材料来源是友人写给丁玲的大量书信,其中最珍贵的是冯雪峰1946年7月致丁玲的信,署笔名 诚之 。这封信是王增如发现的。2008年前后,巴金书信流入文物市场引起了陈明的警惕,他想把一大批写给丁玲的信用粉碎机处理掉,因为他没时间整理,也怕里面有隐私。幸好这个念头没有成为现实,后来王增如夫妇帮忙整理了这批信件,它们也成为《丁玲传》的有力支撑。

  不过,传记材料总是面临取舍,这考验着作者的功力和定力。 写《丁玲传》确实有一些材料没有使用,例如书信中涉及到对第三者的意见和看法,例如写信人对自己内心深处某种情感的诉说等等,这些东西如果写出来,肯定会引起猎奇者的兴趣,肯定很好看,但这是写给最信任最亲近的朋友看的,写信人肯定不愿公之于众。 李向东向青阅读申明了材料取舍的几个原则, 坚持言之有据,坚持不猎奇不炒作的严肃态度,坚持保护书信者的隐私。 此外, 还有一些材料,我们觉得虽然比较重要,但与传记不够贴切,这些我们将增补到《丁玲年谱长编》的修订版中,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已经决定出版。

  由于做过《丁玲年谱长编》以及多年的研究,两位作者对涉及丁玲的史料可以说了如指掌,但他们觉得 堆材料 是不行的,必须从 记录 走向 思索 ,要理解丁玲。为此他们有目的地仔细阅读了丁玲的全部作品,一是按照她写作的时间顺序读,二是要弄清她写每部作品、每篇讲话时身处的时代大环境和个人心态的小环境。 这样就有了新的理解,新的发现,读出了更多的言外之意,弦外之音。有些看似普普通通的话,其实里面包含了丁玲的情绪和立场。 李向东说。

  站稳立场,平情而论

  《丁玲传》另一个醒目之处是它被学者们普遍赞许的 平实 。传记作者常犯的毛病,是站在传主的立场上看问题,或赞美,或辩护。李向东、王增如与丁玲有比较密切的关系,写作中的 立场 必然要经受考验。

  对此,李向东说他们得益于清华大学解志熙教授的 指导 。他举了一个例子,丁玲初上前线,因为是编外人员,会被忘记安排食宿, 最初我们觉得这是不尊重知识分子,但解老师说,当时部队行军打仗,忽然来了个作家,还是女的,又不会打仗,这不是给部队添麻烦吗?谁知道作家是干什么的?我们觉得解老师的分析很有道理,站在红军的立场的确如此。类似的例子还有一些。站在高于传主的立场,才能更客观地看问题。

  说到 平情而论 ,更不易处理的是丁玲一生中的 恩怨 (典型的如她和周扬、沈从文),历来不乏研究者由此入手理解问题,区别只是站在那一方。李向东不否认这些恩怨里有个人意气用事的成分, 但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就把问题简单化了,把恩怨的双方简单化了,也把他们看低了。我们想探究双方当事人 为什么会这样 ,他们内在的心理逻辑是什么。这就要考察他们彼时彼地的处境和心态,为此我们做了一些分析和挖掘。 确实,书中这类设身处地的分析比比皆是,其实在两位作者看来,没完没了地计较恩怨没多大意思,做研究应该有更广阔的视角, 但是今天的读者仍然非常热衷于这些恩怨,所以必须给予合理的解释。

  硬气的老太太

  王增如与丁玲有过较多的日常接触,在她的印象中,丁玲是个 很大气 、 很有魅力 的老太太,爱聊天,不计较,没有金钱观念。王增如说她一上班就被分配了两件工作,一是处理来信,一是每月替丁玲领工资并支付家中各项开支, 她手中从来不拿钱 。王增如还记得,1985年丁玲请一位青年发明家来做客,听说他经常省下伙食费买资料,立刻让她给对方200元买营养品(丁玲每月工资341元)。

  王增如从丁玲那里听了不少故事。陪她去马路对面的燕京饭店理发,陪她去复兴医院,一路走一路聊。 这时候,丁玲就像一位会讲故事的慈祥老奶奶,用带点湖南味的普通话娓娓道来,我听得津津有味。但有时她也会莫名其妙地发脾气,有一次我忍不住问她为什么发脾气,她说:我文章写不出,思路总不顺!

  王增如见证了丁玲的80年代。复归的丁玲起初风光无限,随后就因 清除精神污染 、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以及一些文艺问题上的立场,站在了主流思潮对面。 她在80年代被说成 左 ,遭受的攻击几乎是所有作家中最猛烈的,连一些熟人都对她避之唯恐不及。 那时王增如很为她担忧。《丁玲传》里写了一个细节,第四次作代会在京西宾馆召开,作协理事会选举,丁玲的得票数大幅下降,有人幸灾乐祸。王增如搀着丁玲往外走,心情沉重,丁玲却非常平静,说 眼睛不要光盯着京西宾馆的红地毯,世界大得很呢,现在这点小事算什么,比起五七年不是好多了么

  丁老当时一点也不害怕,也不气愤,也不沮丧,那种大气,那种胸怀,至今想起来我都非常叹服。 王增如说, 久经沧海难为水啊。我从没见她灰心丧气过,她喜欢养的一种花就叫 死不了 。1984年10月她筹办《中国》杂志遇到很多困难,有人形容是 骑虎难下 ,她在武汉大学的万人大会上讲演时宣布:那我就 骑虎不下了 !

  丁玲的魅力

  1986年3月4日,丁玲病逝,王增如陪伴她到最后时刻。一个多月前的农历除夕,丁玲对前来探病的家人说, 你们大家高兴吧,我肯定能成佛。

  不能确定,与20世纪革命相始终的丁玲留下的这句话到底有何含义,但 涅槃 二字或许正可以献给这位历尽光荣与磨难的女性。如今,一部厚重的《丁玲传》又把理解丁玲和20世纪的新视野放在了我们面前。

  李向东说: 丁玲在文学与革命两个领域,始终走在时代的前面。虽然几起几落,但始终不改初衷, 飞蛾扑火,非死不止 ,瞿秋白这句话真是有远见,丁玲还没有登上文坛,他就预见到她的一生。我们觉得这八个字是对丁玲最形象、最准确的概括。追求理想,至死不渝,这就是丁玲的魅力所在。今天的年轻人失去了对于丁玲的兴趣,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是他们失去了理想,失去了对于理想的追求。所以在今天,了解丁玲,理解丁玲,讨论丁玲,我们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 本版采写/本报 尚晓岚

  (访谈原文将刊发于青阅读:qyuedu)

  只有二十世纪才有这样精彩绝伦的生命

  受访人:贺桂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师。主要研究中国当代文学、思想与文化。

  《丁玲传》前所未有地清晰,而且写活了丁玲

  青阅读:请您对《丁玲传》略作评价。与之前其他版本的传记相比,它有何新意?

  贺桂梅:李向东、王增如夫妇的《丁玲传》称得上史料最全、最有深度。把丁玲生平许多暧昧不清的地方搞清楚了,是这部传记最重要的一个功德,在我看来它具有迄今所有传记包括我们的研究都没有达到的清晰。而且它是这么深入丁玲的内心,读完就觉得丁玲好像站在你面前一样。

  新史料是这部传记最有价值的部分。还有就是作者全面地反复地阅读了丁玲的作品,体会很深刻。这部传记的一个特点就是用丁玲的生平来阐释丁玲的作品。

  青阅读:所谓 知人论世 ,从人物生平去解释作品不是一种很常见、很古老的研究方式吗?

  贺桂梅:但是 知人论世 ,一个是要写作者有阅历,有见解,能够读懂。这和写作者的能力有很大关系。李向东和王增如是很有见识的人,脑子里的偏见和框架很少。另一个是要把人之常情带进去,我觉得他们能够细腻地体认丁玲和其他人的关系,这个一般的传记作者很难做到。

  他们是想要从丁玲自己的逻辑里面来解释丁玲。他们并没有假装说我比丁玲高,我要来评价。一个事情发生了,他们用各种材料来解释丁玲为什么要这样做。这就是所谓 同情的理解 吧。所以丁玲自己的逻辑,她的思维方式、情感趋向能够表现出来,这也是传记写活了她的一个原因。作者真的是非常理解丁玲的性格,还用一些文学性的细节把她展示出来了,所以书的可读性也挺强的。我是因为这本传记而重新理解丁玲。我觉得那些老人们,像李纳、贺敬之说写得 像丁玲 ,应该不是一个虚的话。

  不过,我一方面赞赏他们从人来论作品,但也觉得有些地方是受到了局限。比如书中解释延安时期丁玲的创作,就过度地贴了丁玲的经历。完全用丁玲的经历是解释不了某些作品的,那些比较虚构的、文学想象的部分,可能就涉入得不够深。

  丁玲意味着另外一种文学

  青阅读:20世纪的中国女作家,现在经常被提起、被阅读的是张爱玲和萧红。您认为丁玲的作品对于普通读者依然有阅读价值吗?您怎样看待她在文学上的成就?

  贺桂梅:如果纯粹作为文学家,只以作品而论,真的应该说丁玲是比不上萧红和张爱玲的,因为她好多作品其实没有完成,而且她不断地在变。但丁玲仅仅是个文学家吗?我认为丁玲这个人,她所带动的历史大于她的文学。

  另外,我们现在读张爱玲、萧红觉得很顺,这与她们的作品和时代疏离的品质是连在一起的,就是说文学纯粹是一种个人式的观察思考,它背后是一个挺中产阶级的主体。但是丁玲不同。这还得分开说。她早期的《梦珂》、《莎菲女士日记》,我觉得是一种现代主义的极致,她把人的情感表达得惊世骇俗,在当时是一种非常摩登的姿态。当丁玲向左转之后,特别是到了延安后,她在文学和实践,或者说是关起门来写作还是做革命工作之间做出了选择。

  丁玲不仅是作家,同时是革命者,后来还是共产党高官。这使她和仅仅作为作家的萧红、张爱玲是有差别的。而丁玲对待文学的这个状态其实是更 20世纪 的。20世纪知识分子一直紧密纠缠着一个问题,要文学还是要革命?要文学还是要政治?现在这个结已经解开了,你天天坐家里写也没人管你,但那个时代你坐在家里写,内心是要不安的。所以要理解丁玲的独特性,她是一个参与性、实践性很强的文学家。

  1931年的《水》是丁玲 向左转 的标志,小说写一场大水灾,写难民。夏志清就嘲笑说,这里面没有一个人物的面目是清楚的,只听到A怎么说,B怎么说。但丁玲等左翼作家不是在表现自我,而是在探索如何写他人的生活,这个 他人 是弱者,是底层,是工农,是劳动者。

  到了延安时期,丁玲写得最好的,是能把她个人的情调趣味和他人的底层的生活结合起来的作品,最好的是《我在霞村的时候》。丁玲还写过《夜》,写共产党的男性干部,用意识流来写他一晚上的生活,他的性意识 那时候别人绝不会写这个。

  丁玲一直想把她个人的很强的情调趣味,她习惯的写法,和她要表达的工农大众做一个衔接。总之,怎样看待丁玲作品的阅读价值,背后还是涉及到你怎么理解20世纪。丁玲意味着另外一种文学,是参与性的,同时她身上又有那些现代主义的品质,有她的个性。她的作品是一种 大文学 。

  丁玲为什么被遗忘?

  青阅读:张爱玲、萧红现在已成 传奇 ,成了 民国奇女子 ,相比而言丁玲较少被讲述。在您看来,丁玲在多大程度上被大众和知识界遗忘了?为什么会被遗忘?

  贺桂梅: 张爱玲热 由来已久,90年代就开始;萧红热起来可能是最近几年,和电影《黄金时代》有关,不过要论作品的普及,丁玲还是比不上。

  丁玲为什么被遗忘?背后主要是80年代开端、到90年代发展到极致的 重写文学史 思潮,要告别革命。这也是把左翼作家排除出去,发现左翼之外的作家的一个过程。张爱玲、萧红是革命外面的人,当然就被喜欢了。而丁玲的问题在于,她和革命纠缠不清,在革命里面,又在革命外面。

  丁玲被遗忘,其实也有一个过程。80年代一开始热的是丁玲这样的作家,认为她是革命体制里的异端,重视她延安时期的作品。到80年代后期,张爱玲热兴起,告别革命退得更彻底,从找异端走到了到革命体制外面去找,找到的就是张爱玲、萧红等等。而张爱玲更是后冷战时代的象征,她的热是从港台、美国汉学界开始,是从大陆之外热到里面来的。等到了90年代,在大众社会里就把丁玲和革命一块扔掉了。那么丁玲的被遗忘,就是一种社会心态,一种时代情感或者说价值认同的象征吧。

  不过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丁玲还是比较受关注的,不是最热的,但一直持续着,即便被冷落,还是有人在研究。因为就算你讨厌革命,她身上女性的层面还是可以带进很多批判性的东西。在文学史的评价上,丁玲通常被定位于革命体制内部的异类,而不怎么重视她和革命共生的、统一的关系。

  青阅读:其实要说人生的传奇性,丁玲比起张爱玲、萧红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在大众文化里面,丁玲并没有获得她们那样的影响力。

  贺桂梅:张爱玲热,《黄金时代》热,背后其实是民国热。不仅是大众文化,也包括学术界,涉及历史、意识形态等等。张爱玲和萧红是民国时尚文化的象征。人们关心张爱玲日常生活的情调和趣味,一些很中产阶级的东西。人们关心萧红,一方面是她作为革命之外的 纯文学 作家的象征,另一方面是关心她的男女纠葛。

  其实丁玲在民国时期的名声丝毫不下于她们俩,甚至更火。1934年,最流行的时尚杂志《良友》选出 十大标准女性 ,丁玲因她的 文学天才 而排在第一位。但复杂的地方是,丁玲不仅在民国风光,她在延安也风光,五十年代也风光过,之后她成了右派、反党分子,然后新时期她又回来了,成了 老左派 。

  丁玲的身份是多重的,特别是她的后半生,跟共产党中国紧密地纠缠在一起。而且,她不仅是作为受害者 要是像沈从文那样就比较好描述,而丁玲是作为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深深地参与到国家建构的过程中。总之,丁玲太复杂,不是一张面孔可以说清楚的。你要是夸她民国范儿,那你怎么说那个健硕的新中国的高级官员呢?怎么说那个80年代的 老左派 呢?

  丁玲的女性立场是最彻底的

  青阅读:于是络上最常见的,就变成了丁玲的婚恋故事,对她和领导人关系的猜测等等。请您谈谈作为女性的丁玲。她显然有鲜明的女性立场。

  贺桂梅:丁玲在文学创作上最大的突破,或者说她不同于张爱玲、萧红的地方,就是她的女性立场。她毫不隐晦,不管她爱什么人,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都是一样的爱。在所有的现代作家里,丁玲写女性之间细腻敏感而又微妙复杂的关系,是写得最好的,而且也是最大胆的 但我觉得不能简单地说是同性恋。她在性别立场上的彻底,萧红和张爱玲都达不到。

  青阅读:丁玲很强势、很女权吗?

  贺桂梅:丁玲的女性立场,不是西方式的女性主义,也不是官方的妇女解放。到底是什么呢?我只能说是丁玲特色的女性主体。丁玲的性别立场有很强烈的主体性,她从来不把自己放在一个弱势的位置。我们总是替萧红惋惜,她身上的悲观气质和女性弱者的宿命意识是深入骨髓的。但这样的东西在丁玲身上一点都没有,她非常的健朗,是一个明朗干净的主体。她没有弱女子的意识和矫情。

  塑造丁玲基本的性别态度的,是无政府主义。她很早就接触到共产主义,但直到1932年才入党。当时中国知识青年中很重要的思潮是无政府主义,宣扬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没有什么男女差别,要打破家庭,打破政党,打破国家,自己来承担自己的生活。无政府主义的婚姻观、性别观很内在地塑造了丁玲。她是一个绝对独立的个人,不要依附任何东西。丁玲和胡也频同居之初,没有性生活,那就是无政府主义青年的生活方式。

  丁玲后来也有婚姻家庭,但是她绝没有回到男强女弱、男尊女卑的婚姻关系里,她在家庭里绝对是主导者。她没有弱女子的姿态,这和无政府主义有关,你也可以叫它五四的气质。丁玲代表着五四时期最最激进的姿态,贯彻到她的性格,她对婚姻的态度,她主宰自己的生活。

  丁玲是 革命信念的化身

  青阅读:您在为《丁玲传》写的书评里提到1979年发表的《杜晚香》,丁玲写了一个模范共产党员,这在那个 伤痕文学 风行的年代十分特别。您认为丁玲通过《杜晚香》超越了 受难史 的逻辑,最终完成了一个革命者的形象,她是 革命信念的化身 。但是,丁玲对革命的忠诚是否也使她缺乏对历史的反思能力?

  贺桂梅:如果我们仅仅从生命哲学的层面来解释,很多年轻时极端激进的人,到了中年或晚年,会回到某种 新古典 。那时更需要的是实践,是承受生活的压力,是通过承受压力来完成自己。杜晚香能用行动来改变周围的世界,而莎菲就是纠缠在颓废的心理状态中。丁玲从早年的 莎菲 走到晚年的 杜晚香 ,从这个意义上说,是一个完成。

  我很重视《杜晚香》,原来普遍认为它是一个宣传作品,但我觉得不是。小说里有意识地写到,杜晚香做报告,不肯用别人给她草拟的稿子,她要说自己的话。这个情节是有象征性的,丁玲是要说,我不是体制的传声筒,我是用我的方式来表达我的生命。当然这只有在今天拉开距离后才看得清。

  我觉得革命对于丁玲真的是一种信念式的东西。她不是投机主义者,也不完全是现实主义者,不会说革命出了很多问题,就抛弃革命。这属于丁玲的个人品质。另一方面,也涉及到丁玲在革命体制里的位置。她是一个高级官员,亲身参与政权的建构,所以她观察问题的视野、方法和角度其实和一般的 受害者 不太一样。

  革命作为信念,最重要的是它最终形成了一批人,就是丁玲那一代革命者。他们相信人的力量,相信可以创造一个新世界。他们对弱势,对底层,对工农有一种天然的同情心,而且他们有实践能力。我认为丁玲达到了这样的 信念化身 的境界,但是她缺少理论的反思能力,她毕竟是个作家。此外,丁玲80年代写的东西,也需要重新去解读,我们对她后期的东西研究得不够,过分地轻视。

  青阅读: 80年代的丁玲,除了 不合时宜 的作品,还是一个 老左派 ,与时代思潮不合,很多人都不喜欢她。这该怎么理解呢?

  贺桂梅:关键是,为什么丁玲在80年代变成了一个 老左派 ?今天谈这个问题,不是为了分辨当时到底是左派好还是右派好,而是到底怎么看七八十年代中国的转型 从革命转向改革。对此目前还没有形成普遍的社会共识,但是在学界会越来越明确,就是80年代的变革,断裂性太强。

  我想丁玲的意义就在于,她强调在革命体制连续性的基础上来讲变。丁玲并不是不变的,不要看名号,要看她到底在做什么。她办《中国》杂志,有意思的是,她所希望的体制的连续性,体现在对作家群的组织上。丁玲重视老作家、她的同龄人,还有50年代培养出来的作家。她希望以毛泽东时代培养的作家为中坚,上下来带老作家和青年作家。《中国》也发表遇罗锦、北岛、顾城、舒婷等人的作品,丁玲一点都不拒绝现代派,她是想保持革命话语一定的连续性。但是80年代整个的心态就是一切都要打破。

  青阅读:您认为今天来讨论丁玲有什么意义?

  贺桂梅:第一是丁玲自身的丰富性。她非常的博大、强韧,又那么敏感和细腻,她是性情中人,又干练,能做事,懂人情世故,但又一点不世故。只有20世纪才有这样精彩绝伦的生命,所以我称之为 生命哲学 。第二是深入丁玲,可以矫正我们对中国革命漫画式的、黑白分明、二元对立的简单理解。第三个意义在于,可以用丁玲作为媒介,去理解20世纪的中国历史。在20世纪作家里,丁玲是唯一和革命相始终的人。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80年代,贯穿始终,而且她一直处在革命的中心,是每个时期重要事件的弄潮儿,她最能够代表革命的20世纪历史的特质。如今,应该可以客观公正、心平气和地来看待20世纪的中国历史和社会主义实践,以及知识分子在这个历史里面复杂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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