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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有没有实行妇女解放?

2019-07-24 16:55:00来源:励志吧0次阅读

五十年代前期,在一片美化、歌颂太平军的时尚中,有的论文竟说:“太平天国妇女的解放是人类史上最先进的妇女解放运动”。为了论证这一观点;不惜采取非学术的办法,给古人扣政治帽子。那太平天国有没有实行妇女解放呢?下面为什么网为您解惑。

将清代记述太平军对待妇女之暴虐者,称为“站在满清反动统治立场的地主阶级分子”,或干脆称为“反革命分子”。看来,不但是要以此抹煞他们记述的史料,也要使当代学人望而却步。

几十年过去了,当年印象还恍如昨日。而且,后来的“太平天国”论著,似乎很少有专文专章谈论妇女问题;因作此文,简约说说太平军造反时妇女的境况。我想,这是一个不应当被遗忘更不应当被浪漫化的世界。

太平军造反之初,为断绝参加者的后路,财产充公,房屋烧掉,全家参加,自然连同母妻姐妹女儿。于是,男人就都无后顾之忧,个个成了过河卒子; 女人也参加,既可增加兵员,扩大声势,又可作为人质;家人之间形成连环保,男人出问题找你家女人算账,妇人出问题找你家男人算账;人们的前途,就只能是胜 利或者战死。当时就有人看出这一点,认为“计谋。甚深”。

男女都参加造反军,如无得力措施,不但有许多婆婆妈妈的事,两性关系也是个难题。然而,洪秀全等首领早就想好了一套办法。在宣传的基础上严 格实行男女隔离。他所作的《原道救世歌》说:“第一不正淫为首,人变为娇天最嗔。”《天条诗》说得更详细具体:“第七天条:不好奸邪淫乱……男有男行,女 有女行,不得混杂。凡男人女人奸淫者名为变怪,最大犯天条。”所谓“淫”、“淫乱”、“奸淫”,是指一般的男女肉体关系,主要是针对夫妻间通常的做爱。所 以,在《禁律》中就规定:“凡夫妻私犯天条者,男女皆斩。”如果夫妻之外,男女爱悦而性交,斩首更是不在话下。当然,主要还是靠男女隔离的办法,也就是“ 男有男行,女有女行”,将男女完全分开,釜底抽薪,最大限度减少“犯天条”的可能。不但夫妻之间不能有“奸淫”一性生活,即使是丈夫探看妻子,儿子探望母 亲,也“只宜在门首问答,相隔数武(步)之地,声音务要响亮”。

如果说,在战争中,在军队里,男女分开、夫妻隔离是不得已的办法,有其合理和必要的成分,那么占领南京以后,应该结束了吧。实际上,洪秀全 等人也曾许诺老部下,到定都以后就准许夫妻、家人团聚。可是,1853年3月定都南京了,不但军中仍然男女分开,而且将整个南京变成大军营,原来南京的男 女居民,也统统实行军事化;分别编人男营、女营。未几,女营改称女馆,仍按军事化编制,集中居住,由洪秀全的亲信蒙得恩统管。下面的官员每日三次,向蒙得 恩汇报并听取命令。少数有技艺的、美貌的女性,分配到锦绣营,去做袍服、被帐、王府的装饰,自然属于美差。没有技艺的,不但要从事运粮、背煤、割麦、割 稻、伐木、砍竹,还要被抽调去筑营垒、挖沟壕、参与建造天王府和东王府,又要守卡、巡更,甚至到城外去冲击清军。简单说来,由于城里女人比男人多,通常只 由青壮男人干的沉重艰辛的劳作,大多由女人承担了。有时,不但要做后勤和警备,还要直接参与冲击城外的清兵。当然,这些全都是在男人指挥下进行的。广西山 区农村妇女,本来多数是天足,并不是太平军“革命”的结果,到南京后,当地原来裹小足的,一律限令放开。这当然是—种生理上的解放。但强迫命令则是心理上 的伤害。尤其值得注意的;这种强迫命令的目的,是为了加重对女人的奴役,让她们去从事男人才能承受的苦力。如果谁在超负荷的服役中胆敢发牢骚,那就被说是 “变妖”了,监督。的小头目听见或有人举报,就会立即被斩首;像踩死一只蚂蚁那样平常。在天王府里当差的妇女,也不见得比外边好多少。平时,就经常要在洪秀全直接监督下从事沉重的劳役。即使下雨或冬日霜雪共寒,也仍然要赤脚凿地挖塘,不准休息。稍不如意,就被毒打一顿。被认为犯罪,就拉出去杀掉。弄得连杨秀清都很不以为然。

太平军攻占南京之前,有少数女性还出头露面,在军中较为活跃。但在洪秀全心目中,女性不过是从屑于男人的低级人种或两脚工具。连被他认作干妹 的洪宣娇,都只是作为造反需要的工具和诱饵。洪宜娇原是“绳伎”——走绳子卖艺的女人,长得好看,走江湖见过世面。洪秀全觉得对:他造反很有用,就让她改 为同姓,认为干妹。一则让她嫁绐萧朝贵,搞“政治婚姻”,给萧朝贵这个勇悍不驯的烈马套上络头。二则用来号召;蒙骗妇女参加造反。三则用来出面指挥、管束 被蒙骗、裹胁而参加造反的女兵、女将。果然都很起作用。到了南京,在给她当过唯一的一次女科考试主持之后,便按照“男理外事,女理内事”的方针,让她作为 西王娘关在府里,女营和女馆也用男人去统辖。连她到天王府也有很多严厉限制,并且绝对不准任何妻妾同她谈话,否则便是“藏奸瞒天罪难饶”。像洪宜娇这样多 少有点人身自由的妇女, 在南京城里是极个别的例外。天地会参加太平军的女将苏三娘,在攻占南京时带—批亲随女兵在街上风光了一番,被当时及后来的人写了又写,但此时妇女在太平军 中已经落令,她只能带着老部下去打镇江(一说扬州),给时人留下“八百女兵都赤脚”的谈资,从此销声匿迹——或者战死,或者退出军政舞台。太平军初起,曾 有“男学冯云山,女学胡九妹”、的口号。这个被树为榜样的胡九妹,年过五十,随JL子造反,曾任女军帅。到南京后任东殿女丞相。要知道,这女丞相同男人当 丞相根本不能相提并论,不过是领头羊罢了。所以,再也投有什么作为和音息。历来被各种人大做文章的傅善祥,”因女子考试获第一名,被杨秀清任命为东王府内 簿书,专司代杨批答文书;—同时又成为杨的情妇‘凭着她的特殊身份,对杨掌权处事自然有影响,也卷入高层的权力斗争。这其实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历代都有得 宠的嫔妃;勾结大臣,干预朝政。杨秀清是实际上掌权者,傅善祥可视为并肩王宠妃,她的干政不过是历史故事的重演,不能说是太平军特有的“妇女解放”。比起 北京皇宫里那位不久之后成为慈禧太后的叶赫那拉氏,傅善祥的在权力中心起过的一些作用,实在算不了什么。除了傅善祥,就不再知道有其他女性担任过什么重要 职务,也不再有女子考试之事。这场被反复渲染的女子考试,实际上只不过是为杨秀清找女秘书而已。至于在嘉定、上海活动的女将周秀英,只因她所属的小刀会名 义上依附太平军而已,实际上完全没有关系。所谓“最先进的妇女解放运动”,可以做文章的大约就这么些。

定都南京之后,洪秀全一直不让夫妻团聚,甚至高干也不行。冬宫又正丞相陈宗扬,夫妻同宿,两人一同被斩首。镇国侯、秋官正丞相卢贤拔,与其妻团聚两天,被人揭发;因杨秀清力保他,才从宽发落,革爵治罪。没有官邸、没有私房的官员和军民连“犯天条” 的可能也没有。被剥夺了做妻子、做母亲、做女儿、做姐妹权利的妇女, 人性被彻底囚禁, 还有什么人权可言?

不得“ 奸淫” , 并不是对所有的人。诸王就可以例外。尤其是洪秀全本人, 尽可纵欲。还没有公开造反, 就有妻妾十余人。打进南京之前, 已经有妻妾三十六人(他自己一律称之为妻)。到南京以后,蒙得恩注意为他选美, 每逢他生日就送上美女六人。不止从南京选, 还从江苏其他占领区先选拔年轻美女到南京备作候选者。所以, 外国人到过南京的, 都觉得南京美女多。到1864年, 他儿子洪天贵福被俘后在供词中说,洪秀全共有八十八个妻妾(一说有一百零八个)。有些学者, 极力说洪秀全生活如何严肃, 如何“ 力戒奸淫’ 。每读书至此,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其实, 在洪秀全看来, 众多妻妾以供尽情纵欲, 是他做天王应有的一项重要享受。那么多的妻妾, 只做他尽情发泄性欲的驯服工具。所以, 她们没有级称, 不用名字,而是数字化地依次编个号码, 比如第三十妻、第八十一妻。这可能是中外后宫史无前例的“革命”创举。如同有的极权国家监狱里的犯人, 只是这些妻妾有吃有穿罢了。他对这些女人, 比历代帝王之于嫔妃, 要严酷得不可比拟。他一生气, 可以不管小老婆怀孕, 将她踢打得流产。不但妻妾越来越多, 宫女也很多, 一种比较可信的说法是总共一千余人。这些宫女, 在他心目中,更是等而下之。除了服侍他和他的妻妾之外, 在他心目中也是发泄性欲的备用工具。有一些人待了十年, 竟没有福气看到他老人家一眼。

反人性的夫妻隔离, 弄得人心涣散。陈宗扬、卢贤拔“ 犯天条” 受惩办之后, 有的大官借到外地出差之便而潜逃, 引起洪秀全的注意。洪秀全的亲信、主管女馆的蒙得恩也“犯天条” , 使他不得不考虑停止夫妻隔离。粮食统一供应的困难, 促使他下这个决心。先是在1854年12月开始松动, 让蒙得恩等几个高官在女营选美女多人为妻妾。继而在1855年春全面放开, 准许夫妻同住、青年男女婚配。但有两条原则。一是“大员妻不止, 无职之人只娶一妻”,就是官员可以有很多妻妾, 不做官的只许一个妻子, 在婚姻问题上全面实行官民差别和多妻制。二是,婚姻由男女“媒官”主持分配, 十五至五十岁均在分配范围内。这种“媒官” 的乱点鸳鸯谱, 造成许多崎形配偶, 比起“父母之命, 媒灼之言”倒退了不知多少, 但比起绝对禁止婚配却已经是一个进步——洪、杨为了稳住军事统治而做的让步, 导致濒临灭绝的人权走向复苏的进步。

但是, 这并不意味着全面废止男女隔离的方针,在新占领区仍然实行。而且,即使准许婚娶的南京, 仍然要“妈别崽、姊别弟、哥别妹、嫂别叔、哥别婶、爹别媳、孙别婆、男别女”。就连幼天王洪天贵福, 九岁之后, 就不准与母亲姐妹见面。其他军民, 可想而知。从女性来说, 也还是剥夺了她们做女儿、做姐妹、做嫂嫂、做儿媳的基本人权。在亲属关系中女人也只能处于最卑徽、最被动、动辄得咎的地位。早在1851年他登基之年起, 连续三年“旨准镌刻颁行”的《幼学诗》, 在“子道”中写着“子道刑于妻……妇言终莫听” , 也就是说, 妻子的话一概听不得, 如果妻子与父母有矛盾那就要给妻子以刑罚。“妻道” 里又写道“ 妻道在三从, 无违尔夫主,牝鸡若司晨, 自求家道苦”。 强调女人必须顺从男人, 妻子必须顺从丈夫,否则就要给家庭闯祸。“女道”还写道“女道总宜贞, 男人近不应。幽闲端位内, 从此兆祥祯。” 叫姑娘不能同男人接近, 像棵草一样悄悄地活着, 让男人来安排你的一生。这么一些教条, 在夫妻隔离解禁之后, 成为对待妇女的指导思想。

1857年, 他觉得还应该有比《幼学诗》更具体、更周密的规定。于是,在《天父诗》中, 除了重申君权、夫权、男权, 比如“生杀由天子” , “只有媳错无爷错, 只有婶错无哥错” 外,对宫中所有妇女, 包括妻妾与宫女,还订了一个“十该打” 的条规:“服事不虔诚一该打。硬颈不听教二该打。起眼看丈夫三该打。问王不虔诚四该打。躁气不纯静五该打。讲话极大声六该打。有唤不应声七该打。面情不喜欢八该打。眼左望右九该打。讲话不悠然十该打。” 不知古今有哪个酋长、奴隶主、邪教主如此对待妇女?在这种条规管束下的妇女, 过得哪是人的生活?所以, 每逢诸王选美的时候, 都搞得全城骚然。先是下令所有妇女集中听“讲道理”,“一个不至, 全家斩首”。被选中的人,“碰死者有之, 卧地不行甘为宰割者有之, 鞭仆胁行痛哭者有之”。这种场面, 使人想起被拉进屠坊的猪羊。

1861年, 有个英国军官, 由洋牧师、太平军洋务丞相罗孝全安排, 在南京作短期考察,就听说:不久前, “有两妇人私相诽谤政府, 而自叹现在生活之痛苦远不及从前之自由安乐。讵料偶语被人听闻, 一经报告, 两妇立即被斩首” 。这两个妇女, 如果是清政府官员家属, 是不会等到太平军占领南京多年之后, 才因偶语而被杀的。作为两个普通妇女, 在清政府统治下, 不可能有什么人间天堂。只是一经与太平军的统治比较, 就觉得那是相当“ 自由安乐” 了。一般妇女能在心里比较, 可见洪秀全的愚民政策并非万应灵药。明知说出来危险, 还是禁不住说了, 可见镇压也还不能实现舆论一律。这两个妇女和其他许多无头尸体, 倒是用生命来证明“地上天堂”中的妇女“解放”是怎么回事。

野史笔记中还有不少关于妇女的记录。最多是记述被奴役、被蹂躏妇女的命运, 以及她们各式各样的抗争。由于独特的时代背景, 空前残酷的迫害, 不少人物、事件,比以前的小说、戏曲, 更为曲折、丰富、扣人心弦。她们的勇烈, 反映了人性与兽性、传统道德与洪氏教条的对立。关于洪宣娇、傅善祥二人与杨秀清的三角关系的记述也相当多。洪宜娇与杨秀清有不正常关系, 傅善祥是杨秀清的秘书兼情妇, 这在当时是公开的秘密。这样就会有许多小道消息、民间传说。争风吃醋、勾心斗角、性格冲突常常扭结一起。尽管有尖锐的矛盾乃至水火不相容, 但她们都是被利用、被玩弄、被损害者。最后, 傅善祥在内讧中被杀, 洪宣娇在内江后由于强烈的幻灭感而离开西王府, 彻底销声匿迹, 不知所终。这样一些记载, 自然会有一些细节、情节来自写作者的想象、推理, 还难免有某些欠确切乃至失实的传闻, 但从总体上看来, 是和这个时代的基本面目、本质真实和人物各自的性格逻辑一致或者吻合的。比起将历史“颠倒”为能事的历史论著和“历史正剧”, 野史笔记应当受到充分重视。它们不仅提供了不少可信、可参考的史料, 而且让人看到所谓正说中的惊人的异化。

“天堂”中妇女的遭遇, 比以前的封建压迫不知要惨多少倍, 比监狱里的囚徒也要受更多的强制与磨难。这是洪秀全反人性、反人类本质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在妇女普遍地觉得活着比死还苦还难的年代, 历史展示了暴君加邪教主在罪恶的路上走得多么远。

兴也无种,败也无种——《陈涉世家》没有写到的事

高中课文《陈涉世家》大家都非常熟悉,其中的两句“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和“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更是广为后人引用。课文从《史记》中选用的部分,从陈胜微末时显露野心开始,到原楚国各地叛乱响应陈胜造反,戛然而止。

这就像我们对小时候看的很多电影的记忆:斗争的形势风起云涌了,胜利的旗帜扯满山下了,主角人物在这样的背景中走到悬崖顶上,大手向远方一挥,镜头紧跟一个上半身特写——影片到这里,也总是戛然而止。

后来呢?

翻开《史记》原文,我们可以看到,陈胜称王以后,也是有很多故事起伏的。陈胜、吴广的事业,最终以败亡而告终,而他们的败亡经历,却也正是和后世很多造反者走了同样的路子。可见,英雄不读书,是好事也是坏事,好事是敢想敢干,坏的一面则是不知借鉴历史教训,等到后期逐渐听说兴亡典故时,往往已经积重难返,难以挽回败势了。

要了解陈胜失败的历史真相,除了去翻看一下《史记》原文,还应该了解一下时代的背景。

在战国时代,华夏文化圈基本上还是一个贵族的社会。但秦灭六国,扫荡孑遗,大国分解为郡,小国多置为县。大小贵族的封建领地被统统摧毁,旧王侯都沦落为平民。比如,张良就是原韩国的贵族,国灭后无家可归,又没有产业,只好加入了恐怖组织,去刺杀秦始皇。

所以,到秦二世时,天下已经没有什么“王侯”了。秦的爵秩里还有关内侯和彻侯,但那都是靠军功和事功取得的俸禄称号,没有地方行政权,而且一般不许世袭,即使有个别世袭者也要累世递降。

那时候,想做官要以吏为师,学习公务和律法,考试合格后,从最低级的小公务员做起,成绩优异者逐级擢升。所以,即使平民,也有位列公卿的可能,秦朝上下,只有皇帝一家“世袭罔替”。

可以说,秦朝的出现,等于已经去掉了旧时代王侯将相的“种”。

所以,陈胜所宣言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并不是“王侯将相不该由血统垄断”的意思,而是“王侯将相,我们想去做就能做,想怎么做上就怎么做上”的意思。而且,从陈胜“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的话语中,我们也可以看出陈胜自诩为“鸿鹄”,天生就比“燕雀”有志向和理想,已经自我认定为可做王侯将相的“种” 了。

但,正因为秦消灭了贵族世袭制,又没有与民为善,反而鞭笞虐使,无所不至,所以六国人均不以秦帝为宗主,也丝毫没有忠顺的概念。况且天下受压迫过甚,大家生不如死,到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不能用“死”来威压他们的时候,陈胜的一声呐喊,就导致了黎民的倒戈,而因为没有像周那样的各路贵族的缓冲,貌似强大的秦朝顷刻间便失控倒塌,可谓自毁长城。

无论陈胜、吴广、项羽还是刘邦,他们都是楚国人。楚国在为秦所灭的六国之中,受秦的屠戮最惨酷,与秦国的仇恨最深。所以,陈胜振臂一呼,各地楚人云涌响应。可惜的是,陈胜却作出了三个错误的抉择。

第一个是急于称王。

陈胜从“兴”到亡,一共仅6个月,可是已经称王了,还给自己修建了宫殿,设置了百官,却不愿借助楚国旧王室在楚人心中的惯性权威。过早暴露野心、私心,只能带来英雄豪杰们的离心,到最后,陈胜身边只剩下一些趋炎附势的小人和投机分子。最后他死在自己的车夫手里,这也不是偶然的。

所以,后来朱元璋采取“广积粮,高筑墙,缓称王”战略,最后成功了;洪秀全却走上陈胜的老路,结果后人都看到了。

第二个是偏信、专断。

陈胜称王、选官、拜将,全用“心腹”,当然都是一些小人、野心家。陈胜本人没有什么才能,但在他下面带兵的却有不少枭雄、大盗。怎么驾御他们呢?陈胜搞了一批“特派员”,监督众将。他任命了一个叫朱房的为“中正”,一个叫胡武为“司过”,负责统领这批专员,挑毛病、打小报告。各路将领作战,如果失礼或违抗“王命”,立即就地收押、处决。陈胜至死都把朱房、胡武之流认作忠臣,可是这些忠臣擅作威服,携私枉法——其实也没有“法”。总之,影响极坏,大失众心。

此间,吴广被同样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野心的部将谋杀夺旗,陈胜却封赏了那个部将,可见,他已经昏聩,不明是非远近了。

第三个是轻重不分、滥封诸侯。

《陈涉世家》没有选入课本的后半部分,充满了背叛、野心和愚昧。

陈胜刚起兵时,秦的主力部队一在朔方,一在岭南,全力进行扩张战争,根本来不及回援。秦国后来赦免了大批刑徒、奴隶,交给少府章邯(他此前没有打过仗,是专门给皇帝管钱管衣食的),去平灭各地造反。在章邯的军队练成战斗力之前,陈胜拥众入关,并不是没有灭秦的可能的。

最终,陈胜却只派了一支偏师灭秦。这支部队的统帅周文是干什么的呢?是风水先生。他跑去见陈王,说自己是军事专家,理论“咣咣地”。陈王就任命他为统帅去打秦的都城所在——关中。这位风水先生一路烧光农舍,裹胁百姓,把他们驱赶在军前做炮灰,一路浩浩荡荡冲向关中,正遇上章邯的“队伍”,后者也没有战斗力,双方其实都很心虚,但章邯明显更善于临阵指挥,结果是乱斗一场。形势一乱,周文裹挟的老百姓立刻就跑散了。章邯率领精锐的中军,追着周文的旗号打,结果周文败亡。这是陈王由盛转衰的拐点。

同时,陈胜还派人去平定北方,结果派去的人相继自立为赵王、燕王。还是那句话: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你做得,我怎么做不得?这些都分散了陈胜的力量,让他陷入一个必败之局。

陈胜的失败足可告诫后人:以毁灭秩序而“兴”的,早晚也要亡在同一个所在。

陈胜死后,项羽成了又一个陈胜。他的失败同样证明:逆天而行,与天斗,过程惊险刺激,其乐无穷,但必然挫折,甚至败灭。

所以,刘邦和他的后人大声疾呼:天下的燕雀和鸿鹄们听着,我们才是龙凤,王侯将相是有“种”的!

比如刘邦的白马誓内容就是:将来有谁不是姓刘而称王的,天下共诛之!

这正是秦亡后乱世的终结,是专制的汉王朝统治的开始。

五四运动的先声:新文化运动

五四运动发生前,中国正处于北洋军阀统治的黑暗时期。军阀势力利用封建传统思想禁锢人们的头脑,推崇作为封建专制制度精神支柱的孔孟之道,借以维持自己的统治。严酷的现实引发当时先进分子的反思。他们认为,辛亥革命由于忽视了思想文化战线上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致使革命的成果遭到严重的破坏,因此,为了完成改造社会的历史使命,必须“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于是,作为五四运动的先导,标志中国人民新觉醒的新文化运动便应运而生了。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 (1916年起改名 《新青年》),标志着新文化运动兴起,启蒙思想家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吴虞、钱玄同、刘半农、易白沙等是它的主要撰稿人。随后继起积极提倡新文化、新思想的还有《每周评论》、《晨报》、《京报》等报刊。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阵地。

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口号是民主和科学。提倡民主,就是反对封建专制,要求平等自由,争取实现西方立宪共和制的国家;提倡科学,就是反对迷信和盲从,介绍科学知识,主张以科学的法则来判断一切。中国的启蒙思想家们认为,只有民主和科学才能“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它的倡导者们主张个性解放,反对封建伦理道德。对孔孟学说进行猛烈评击。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

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虽然是一场提倡资本主义新文化,反对封建主义旧文化的斗争,其指导思想属于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的范畴,但是,这场运动毕竟打破了长期禁锢人民思想的的封建牢笼,震动了中国的思想界,启发了人民群众的民主主义觉悟,冲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和传统观念。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未曾有过的思想解放运动,为适合中国社会需要的新思潮的传播开辟了道路。

在新文化运动中,面对辛亥革命以后中国政治和社会的黑暗混乱状况,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怀疑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方案对中国是否适合,坚持不懈地继续探求救国救民的新出路。正当此时,俄国发生了震动世界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的胜利有力地证明,不仅发达国家,就是不发达国家,也是可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而获得解放的。它使处于彷徨和苦闷的中国人民看到民族解放的新希望。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从十月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充分暴露的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危机中,敏锐地认识到世界历史潮流的深刻变化,开始考虑选择中国革命新的道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随之,在中国开始出现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民族危机的深重和社会的黑暗,思想文化的启蒙和中国先进分子的新探索,这一切表明,一场新的爱国民主运动正在中国的大地上酝酿着,涌动着。它爆发的直接导火线,则是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的失败。

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即“巴黎和会”)。中国是“战胜国”之一,派出了陆征祥、王正廷和顾维钧等5人组成的代表团出席巴黎和会。在全国人民舆论的压力下,中国代表团向和会提出了几项合情合理的正当要求:第一,取消外国在中国的某些特权,即废除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警,裁退外国邮政电报机关,撤销领事裁判权,归还租借地,归还租界,关税自主。第二,取消日本帝国主义同袁世凯订立的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第三,归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日本抢占的德国在山东侵占的各项权益,将胶州湾租界地、胶济铁路及其他权益直接归还中国。 但是,操纵巴黎和会的列强以种种荒谬理由拒绝中国提出的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正义要求,原先被德国在山东强占的领土、铁路、矿山及其他一切特权,都归日本继承。

火烧赵家楼事件

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群情激愤,久积在中国人民胸中的怒火,向火山一样爆发出来了。5月3日晚,北京大学校园一片沸腾,北大、高师、工专、法政等校学生代表1000多人,聚集在北大法科礼堂,讨论如何拯救祖国、挽回主权等问题。会上作出四条决定:一、联合各界一致斗争;二、急电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坚持拒签和约;三、通电各省于5月7日举行示威游行;四、定于5月4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

5月4日下午,北京大学等13所大专学校3000多人在天安门前集会,随后举行示威游行。他们高呼“还我青岛”、“收回山东主权”、“取消二十一条”、“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口号,要求拒绝在和约上签字,惩办亲日派官僚曹汝霖(签订“二十一”条时的外交次长,这时任交通总长)、陆宗舆(签订“二十一条”时任驻日公使,这时任币制局总裁)和章宗祥(这时任驻日公使)。学生们的游行队伍由广场出发,出中华门,向东交民巷使馆区走去。在东交民巷西口,游行队伍受到中国巡捕阻拦,游行队伍从东交民巷向北,来到赵家楼胡同曹汝霖住宅前。愤怒的学生们高喊罚办亲日派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口号,冲入曹宅。

学生们痛打了正在曹汝霖家的章宗祥,放火点燃曹汝霖的住宅。北洋政府出动武装军警镇压,逮捕示威学生32人(其中有北大学生20名)。为抗议反动政府的镇压和营救被捕学生,北京各大专学校的学生从5月5日起进行总罢课。社会各界也纷纷举行罢市、罢工以支持学生们的爱国行动。在群众运动的强大压力下,5月7日,被捕的32名学生全部获释。5月9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因同情学生而被迫辞职出走。北京学生强烈要求政府挽留蔡元培,各校教职员也同学生一起参加斗争。19日,北京专科以上学校学生再次总罢课。

爱国运动遍及全国

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得到了各地青年学生和人民群众的同情和支持,学生爱国运动的烈火迅速燃遍全国,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反帝爱国运动。济南、天津、上海、南京、成都、长沙、武汉、广州等大中城市的学生,在日本、法国的中国留学生,以及广大海外华侨,都积极展开各种形式的反帝爱国运动。

5月21日,日本驻华公使提交“紧急照会”,威胁北京政府,要它加紧镇压学生运动。6月1日,北京政府下令取缔学生的一切爱国行动。这就更加激起了学生群众的愤怒。北京学生从6月3日起再次走上街头演讲,遭军警镇压。有170多人被捕。第二天又有700多名学生被捕。但是,学生们并未屈服。第三天上街演讲的学生增加到5000余人。

北京政府对学生爱国行动的野蛮镇压,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6月4日,上海学联得知消息后,立即通电全国,呼吁各界“主持公理,速起救援”。6月5日,上海工人自动举行罢工,支援北京学生。在工人阶级的带动下,上海实现了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的斗争局面。随之,全国兴起罢工风潮。沪宁、沪杭、京汉、京奉等铁路和汉口、长沙、芜湖、南京、济南等城市的工人也纷纷罢工。商人罢市也遍及各地城镇。五四爱国运动已突破了知识分子的范围,发展成为以工人为主力、有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范围的群众爱国运动。

在全国人民的强大压力下,北京政府被迫于6月7日释放被捕学生。10日,罢免亲日派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的职务。这是五四运动的初步胜利。但拒绝和约问题还没有解决,斗争仍在继续。

6月11日,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高一涵等人到北京前门外闹市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声明如政府不接受市民要求,“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陈独秀因此被捕。各地学生团体和社会知名人士纷纷发出通电,抗议北京政府的这一暴行。17日,北京政府违背全国人民意愿,企图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北京学联立即号召学生投入拒签和约的斗争。18日,山东派出各界代表80多人进京请愿。北京、上海等地学生、工人纷纷响应。在巴黎的华工和中国留学生也强烈要求拒绝签约。直到27日晚,陆征祥的住处仍被数百名中国留学生和华侨商人所包围。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代表团没有出席巴黎和会在28日举行的和约签字仪式。至此,五四运动所提出的直接斗争目标基本得到实现。

五四运动的最大成果——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五四爱国运动促进了中国人民新的觉醒。先进青年更加清楚地看到国家命运,岌岌可危,更加感到腐败黑暗的社会现状难于忍受,他们以救国救民、改造社会为己任,积极探索拯救中国的道路。五四运动后,各地青年纷纷成立社团,传播新思想的刊物有如雨后春笋大量涌现。仅五四运动后的一年中,就出现400多种。在各种学说竞起争呜的形势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

由于巴黎和会打破了人们对帝国主义列强的幻想,由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逐渐扩大,在五四运动后的中国思想界中,有相当一部分人逐渐怀疑以至否定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道路,而向往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是现时和将来的人类共同的思想”。五四运动后,《新中国》、《每周评论》、《晨报副刊》、《国民》等刊物开始刊登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编辑刊物,撰写文章,组织社团,初步接触工人群众,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经过比较,鉴别、争辩,马克思主义以其缜密的科学性和革命精神赢得日益增多的先进分子的信仰,中国一代青年马克思主义者逐步成长起来。新文化运动发展成为以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中心的思想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最大成果,就是中国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束缚人们的思想,相反,正是学习和运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民的思想才在更广阔的范围和更深刻的程度上获得了解放。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它在同中国实际结合中的不断发展,成为五四以来科学、民主精神的主流。

五四运动是中国革命史上划时代的事件,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从而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准备了条件。

五四运动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中国革命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1949年12月正式宣布以五月四日为中国青年节。

在中国反帝反封建革命风起云涌的五四时期,全国各地涌现出一批进步社团。这些由当时先进青年组织的团体积极研究和传播新思潮,探索社会的改造,开展爱国活动,推动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和爱国运动的发展,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在五四时期,人数较多、影响较大的社团有:

新民学会:它是五四时期出现较早的一个社团,其成员虽都是湖南青年,但影响远远超出了湖南省界。1918年4月14日成立时,基本会员有21人,1920年底发展到70余人。毛泽东、蔡和森是新民学会的主要发起人,成员还包括李维汉、向警予、蔡畅、谢觉哉等。学会初建时,“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当选为学会干事的毛泽东力争把它建成一个革命团体,主张不出风头,脚踏实地,多做实际工作。在他努力下,新民学会成了湖南革命运动的核心,在五四运动、驱张运动(驱逐军阀张敬尧)以及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宣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20年5月,毛泽东在上海半淞园主持在沪会员会议,讨论确定学会的态度是“潜在切实,不务虚荣,不出风头”。同年7月,旅居法国的会员在蒙塔尔集会,议定学会方针为“改造中国与世界”,但在改造方法上出现分歧和争论:以蔡和森为首的革命派主张走十月革命的道路,组织共产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改良派则反对走十月革命的道路,主张“温和的革命”。毛泽东12月1日去信,对蔡和森等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1921年1月,在长沙的会员召开新年大会,毛泽东发表重要讲话,重申学会方针应为“改造中国与世界”,批判了形形色色的改良主义,认为最宜采用“缴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毛泽东还和蔡和森通过书信来住,为创建共产党做理论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在他们的影响下,不少会员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后来参加了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正式建立后,新民学会便逐渐停止了活动。

中华全国学联总会成立

少年中国学会:是“五四”时期一些不满现状、主张社会改造的青年组成。昔日马志尼在西方创造“少年意大利”的历史令他们向往,全心全意立志在东方创造一个“少年中国”。1918年6月30日发起筹备,翌年7月1日正式成立。发起人是王光祈、周太玄、李大钊、陈愚生、曾琦、雷宝菁、张梦九。王光祈是学会初期的主要负责人。这个学会存在达六年之久,先后入学会的有120多人。总会设在北京,在南京和成都设有分会,国内许多省份都有它的会员。在国外,旅居法国的会员最多。学会出版刊物有《少年中国》、《少年世界》和《星期日》。会员思想比较庞杂,随着革命发展,内部分化日趋严重。学会中的左翼,有李大钊、高君宇、黄日葵、恽代英、毛泽东、张闻天、赵世炎、沈泽民等,他们都主张共产主义;中间派的代表人物是当时倾向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王光祈;右翼则是后来国家主义派的骨干曾琦、李璜、左舜生、陈启天、余家菊等。1925年五卅运动兴起后,学会中的左右两派已势同水火,互不相容,少年中国学会便无形中解散,停止了活动。

国民社:1918年5月,广大中国留学生因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罢学归国后,曾在上海成立了学生救国团。5月21日,北京两千多名学生前往新华门总统府请愿,要求取消中日军事协定。这次请愿虽无结果,但学生们却组织了起来,成立了学生救国会。当年暑假,救国会代表许德珩等南下联络,得到了天津、济南、南京、上海等地学生的积极支持,最后成立了全国性的学生救国会。为便于开展活动,救国会成员于1918年10月20日在北京成立国民社,1919年1月创刊《国民》杂志。国民社得到蔡元培、李大钊等的支持,团结了许多具有爱国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会员近200名,其中许多人都是五四学生爱国运动中的骨干和组织领导者。

新潮社:是北大学生组织的一个社团,主要发起人是傅斯年、罗家伦。该社1918年1月19日开始成立,1919年元旦创刊《新潮》月刊,1920年8月15日正式改成学会。成立时会员21人,1919年底发展到37人。《新潮》创刊后,协助《新青年》大力鼓吹“伦理革命”,反对纲常名教,提倡个性解放和男女平等;它宣传文学革命,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新潮》第一卷在一年内曾重印三次,可见其当时的影响是不小的。但是这个刊物也存在着严重的改良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倾向,对民族文化遗产完全采取虚无主义态度。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的分化,傅斯年、罗家伦等跟着胡适进一步向右转。“五四”后不久,傅、罗先后出国留学,新潮社便渐渐地销声匿迹了。

1917年胡适回国后任北大教授,提倡白话文与文学革命

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也是北大学生组织的一个社会团,主要发起人是邓中夏、廖书仓等。他们认为,中国社会的黑暗落后,是因为人们的知识缺乏,教育不普及,“想要改革社会,自然要从灌输人民知识上入手”,而“中国劳动阶级的人,识字的不多,所以现在第一步的方法,就在乎讲演了”。显然,讲演团当时是想走教育救国的道路。它于1919年3月成立,到1925年结束活动,会同曾发展到六七十人。开始,他们在城市街头不定期讲演,继而利用官立讲演所定期讲演,1920年春假后又开始到通州、丰台、长辛店等地工厂农村讲演。讲演内容,起初主要是民主自治,破除迷信,提倡学习文化科学知识,反对封建的家族制度等;五四运动兴起后,讲演内容和政治斗争紧密结合,进行反日爱国宣传。这个社团的成份虽然也比较复杂,但其他领导机构一直掌握在左翼青年手里。邓中夏长期担任该团的编辑干事和部务干事,负责实际领导工作。北京大学早期的共产党人大都是这个讲演团的成员。邓中夏等后来去长辛店创办劳动补习学校,开展工人运动,就是利用讲演团的名义。

觉悟社:在五四爱国运动中,天津男女学生的组织是分开的,随着斗争的深入,学生运动中的骨干迫切感到需要打破男女界限,建立统一的组织。于是,1919年9月16日觉悟社诞生了。当时社员有21人,男女各半。其中包括周恩来、邓颖超、郭隆真、马骏、刘清扬、谌志笃等。这个组织比较严密,发展新社员必须有三名以上社员介绍,由全体社员讨论决定。社团还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他们对外废除姓名,用抓阄办法决定每人的代号,如周恩来抓到五号,代号就是“伍豪”;邓颖超抓到一号,代号就是“逸豪”。1920年1月该社创刊《觉悟》,只出了一期。其中的《觉悟的宣言》等,是由周恩来撰写的。不久,周恩来、郭隆真等因领导学生运动被捕,觉悟社便转入了地下。

此外,北京大学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武汉的互助社、利群书社、北京工读互助团等,在五四时期也都比较著名,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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